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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中国钢铁行业半壁江山的民营企业 今年去掉了七成以上产能

发布时间:2016-12-13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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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钢铁“去产能的都是民营企业”的说法,中国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认为,主要是民企产能不合规所致。

12月12日,李新创在2017中国钢铁需求成果预测发布会上做出上述表示。“去产能不是目的,去产能的目的是为了让好企业发展、让好企业更具竞争力,不能让好企业垮了。”他说。

“2500万吨的宝钢不锈钢高炉都关了,”李新创说,“难道是宝武钢铁不优秀吗?”在去产能过程中,“环保这把刀还没有到位,还在表面上,没有切断根切断筋。”

按照中国国务院关于钢铁去产能的任务安排,2016年要求化解煤炭产能2.5亿吨以上,压减粗钢产能4500万吨左右。

国家发改委产业协调司巡视员夏农曾表示,2016年是钢铁去产能元年,2017年将是钢铁去产能的攻坚之年。

12月8-9日,在中国联合钢铁网举办的2017中国钢铁产业链发展高峰论坛上,与会行业人士称,占据钢铁行业半壁江山的民营企业,今年去产能占据了73%。

中国原冶金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冶金商会原名誉主席赵喜子称,以承担着全国钢铁去产能任务1/3的河北省为例,在今年1600万吨去产能的指标中,河北省约97%的去产能任务由民营企业完成,3%-5%由国有企业完成。

“这个数字表明,一是落后产能相对集中在民营钢铁企业;二是民营钢铁企业对去产能的贡献很大。”赵喜子说。

但他认为,产能并没有多到像工信部宣称的11.3亿吨那么多。经过今年去掉的5000万吨产能,加上此前工信部称已去的9000万吨产能,他认为今年年初钢铁产能顶多有10亿吨。

今年前十个月,河北省民营钢铁企业钢产量增长了9.2%,销售收入利润率为3.99%,高出全国平均2.23个百分点。

按此计算,河北民营钢铁企业今年前九个月盈利228亿元。

赵喜子称,“有些地方该去的产能没去掉,甚至落后产能、地条钢产能,安安全全地躲在避风港,有一些先进产能反而被整掉了。(这)不应该。”

他表示,去产能应该拿出一系列政策。“现在基本是根据国家的指标,按照各个省、县、市分,分到哪个市、哪个县以后,县长县委书记拿企业去砍。”

“一个企业就俩高炉,你砍掉一个高炉,后面那个就死了。”赵喜子称,有的地方领导不懂,还称“两个高炉砍一个还剩一半,就像一个人砍掉一个腿柱拐杖一样”。

“这一砍,几十道工序后面没了,都死了。”赵喜子说。

而没有去产能指标的地方则偷偷违规建钢厂。“这不公平,我们会把这个情况如实反映。”赵喜子称。

中国联合钢铁网首席分析师胡艳平也称,从去产能的效果和效率值得深思。

“从效率来看,今年的去产能无论是煤炭还是钢铁效率都非常高,从中央到地方一声令下,效果是立竿见影的。”胡艳平说,“但我们同时也会在调研过程当中发现很多问题。”

她举例称,河北某钢铁企业有80万-100万吨的产能。但这家企业生产的产品是电力用的优质角钢,当年南方80%的角钢都由这家企业供应。

“这家(企业)的盈利一直不错,但在今年去产能过程中被砍掉了。这种简单粗暴完全不顾企业其他盈利指标等的‘去产能’,对于行业乃至整个社会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伤害。”

李新创则认为,按照2015年中国内地粗钢消费量7.04亿吨来比照,产能过剩还是很严重。“这些去产能的企业并没有被冤枉,”他说。最近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跟随国务院调查组去地方调研,发现了一些没有听说过的企业,还不是少数。这些企业均有着三四百万吨的规模,这种规模在国外已经属于大企业规模。

“他们还想生存,说自己是扶贫项目。”李新创说,扶贫也是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我们遇到的(去产能)挑战非常大。”

“民营企业有多少项目是经过国家审批的?多少项目是通过环保审批的?江苏多出的2000万吨产能,国家没有批过一吨,环保总局怎么不监督呢?错误预估造成盲目发展。”李新创说,“污染也主要是中小企业。当然不排除民营企业有比较好的。”

胡艳平表示,今年钢铁行业盈利好转,但也不是所有钢企都在盈利。“目前吨材亏损超过50元的钢厂有十多家,清一色的是国有企业。相比之下,民营钢厂盈利状况比较好,1-9月盈利超过4亿元的钢厂达到了32家。”胡艳平说,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又承担了更多的“去产能”任务。

“从一个行业来看,国有和民营之间的利益该怎么平衡,可能是行业或国家相关部门值得思考的问题。”胡艳平说。

史蒂芬·罗奇:问题很大的特朗普经济学
人民币的未来


特朗普的经济策略有严重的错误。这位总统当选人希望在储蓄长期不足的美国,藉由赤字支出重振经济成长。这会导致美国的储蓄进一步缩减,美国本已巨大的贸易逆差,几乎必将扩大。

储蓄问题不解决什么都别谈

这种情况暴露了特朗普经济学的罩门:美国为了维持经济成长,必须仰赖外国的储蓄和自身的贸易逆差,这与特朗普明显的倾向有无可调和的矛盾。

特朗普政府承继的美国经济并不强健。经济大衰退之后的复苏速度,仅为以往经济周期正常水准的一半;考虑到2008至2009年经济严重萎缩,复苏之疲软更令人不安。此外,储蓄(未来经济繁荣的种子)仍严重不足。所谓的「国家净储蓄」(经折旧调整的企业、家庭和政府总储蓄)2016年中仅为国民所得的2.4%。虽然相对于2008至2011年间空前的负储蓄状态,这已经有进步,但储蓄率仍远低于20世纪最后30年的均值6.3%。

这很重要,因为它解释了特朗普持续抱怨的有害的贸易逆差。在储蓄不足又希望经济成长的情况下,美国必须引进外国的过剩储蓄,而吸引外国资本流入的唯一办法,是维持巨大的经常帐和贸易赤字。这呈现在数据上:美国的储蓄2000年跌至远低于趋势水准,自此以来,美国经常帐赤字对GDP的比率显著扩大,平均达3.8%,几乎是70至99年间1%的4倍。同期净出口赤字(衡量一国贸易失衡情况的广义指标)为GDP的4%,远高于20世纪最后30年的均值1.1%。

特朗普经济学颠倒了这种情况的因果。它过度关注美国对个别国家(例如中国和墨西哥)的贸易赤字,忽略了问题的关键:这些双边赤字不过是美国深层储蓄问题的表征。想像一下,如果美国藉由课征关税和其他保护主义措施(包括重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由墨西哥出钱在美墨边境建一道墙),停止与中国和墨西哥的贸易(在美国的整体贸易赤字中,中国的部分最大,墨西哥第四大)。如果美国未能解决储蓄长期不足的问题,美国对中墨两国的贸易赤字只会变成对其他国家的赤字,而且后者的生产成本很可能较高。结果形同对美国处境艰难的中产家庭加税。

特朗普经济学是一场灾难?

简而言之,多边问题不能靠双边方案解决。 2015年,美国对101个国家有贸易赤字;这个源自储蓄不足的多边问题,无法靠针对个别国家的「补救措施」解决。这不是说美国应该放过手段不公平的贸易伙伴。但这确实意味着如果美国不恢复储蓄,看似长期的贸易赤字(以及与此相关的国内就业萎缩问题)将很难解决。

啊,问题可能即将变得更棘手。未来数年,特朗普经济学看来很可能加重美国储蓄不足的问题。税赋政策中心、税务基金会和Moody's Analytics的分析全都显示,在特朗普的经济计划下,联邦财政赤字对GDP的比率未来十年间将至少升至7%。特朗普的经济政策顾问纳瓦洛(Peter Navarro)和罗斯(Wilbur Ross,特朗普属意的商务部长人选)在9月一篇阐述立场的文章中表示,那些估计是错误的,因为它们并未考虑监理和能源改革促进成长的巨大好处,也未考虑美国贸易赤字大幅缩减的额外好处。

事实上,纳瓦洛和罗斯的分析认为,特朗普经济学因为促进成长而增加的税收,高达73%归功于美国整体贸易收支未来10年大幅改善。但如我稍早强调,除非美国的储蓄神奇地大增,这是非常可疑的。供给面经济学向来仰赖创意会计,而创意会计的想像力从不曾如此充沛。

这当中隐藏着特朗普经济学非常严重的一个错误

在美国的储蓄即将承受愈来愈大压力之际,在贸易问题上硬起来根本就不合逻辑。即使根据有关联邦财政赤字最保守的估计,本已低迷的美国净储蓄率料将于2018至2019年间再跌至负数。届时美国的经常帐和贸易赤字将再度受压,工作和所得流失(政客几乎总是不加思索地归咎于美国的贸易伙伴)将极难扭转。

讽刺的是,在即将来临的负储蓄时期,美国将愈来愈倚赖外国的过剩储蓄。如果特朗普政府针对美国的主要债权国(也就是中国),其策略可能很快便适得其反。至少美国向外国借钱的条件可能恶化,或许必须支付较高的利率(已有明显的迹象),最终则可能造成美元的贬值压力。当然,最坏的情况是全球贸易战不断加剧。

保护主义、储蓄不足和赤字支出是特别危险的组合。在特朗普经济学下,美国将极难重新强大起来。

到202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企稳在趋势增速5.5-6%,这应能使得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停留在7.6左右的均衡水平上。人民币的均衡之路将取决于双向资本流动能否变得更加平衡。

转型中的货币

2015年8月,中国由严格管理、盯住美元的汇率机制转型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其目的是为了推动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特别提款权(SDR)篮子。这次汇改触发了人民币的两个主要变化:美元和人民币指数之间的相关性下降以及美元兑人民币波动性增强。

中国央行通过管理人民币相对于贸易加权货币篮子贬值,充分利用了新的汇率制度。其结果是在美元走强期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反复走高,同时,在贸易加权基础上人民币和美元的相关性下降。在中国央行尽可能避免汇率剧幅波动之际,人民币汇率灵活性增强对于中国货币政策更为有效地操作是必要之举。这个改变使得美元兑人民币的波动率结构性上升,由不到2%上升至2015年8月之后的3.5%甚至是更高。

需要均衡的资本流动

央行试图在三个目标之间达到平衡:稳定的人民币汇率、较低的利率和资本灵活性。目前来看,央行优先考虑了前两个目标,实施了资本管制,在资本流入和流出达到动态平衡之前仍会保持这种局面。中国企业、富人以及不断增长的中产阶层对海外投资的兴趣日增。与此同时,由于外国直接投资(FDI)的下降以及二级市场管制,资本流入有所减速。在资本流出远远超过流入之际,收紧资本管制成了减缓了人民币贬值速度的必要之举,但也不至于中断贬势。

未来几年,中国政府可能会逐步放松对资本流出的管制。实现软着陆是减缓资本流出和吸引资本流入的先决条件。加快向高附加值产业和服务业的转型,应有助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至2020年稳定在5.5-6%的趋势水平。除了企稳的经济,中国在开放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以及在海外扩大人民币清算系统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下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在相关QFII(合格机构投资者)制度扩容下,推动中国的股市和债市纳入全球指数。特别是,中国债市国际化将能吸引更多优质资本流入。

美元兑人民币的底线在哪儿

从外汇储备趋势来看(近期基本稳定),人民币汇率可说是已经找到了某种形式的均衡。但是,一旦资本管制放松,人民币汇率将走向何处?第一个参考点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实际贸易加权汇率,意味着在当前水平上再贬值15-20%。人民币在这个汇率上可能会增强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同时经济前景好转也会抑制资本流出。不过,我们认为人民币不需要贬值到这个水平,原因有三。

首先,通过向外国投资者开放中国股市和债市,进而提高资本流入,可以大大缓解汇率面临的下行压力。其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贸易加权人民币汇率意味着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并未升值。然而,中国生产力明显提高意味着人民币实际贸易加权指数小幅上升。因此,参考点应该比全球金融危机时的水平高。最后,未来数年应该都会维持严格的资本管制。

综合以上三点,以及我们认为的美元相对G10货币来说估值已充分的观点,我们认为美元人兑民币均衡汇率是在7.6左右。这个水平应被视为轴心,地区内与人民币相关的货币也会依此找到新定位。最后, 我们仍然要提醒对人民币汇率风险进行对冲。

新的储备货币正要诞生

在人民币均衡汇率走低之外,人民币纳入SDR篮子,成为第三大组成货币(权重10.9%)开启了球货币市场的新征途。这个新身份意味着人民币将在全球外汇储备长期多元化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因为SDR成员身份有助于多元化全球货币体系。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有时会失去稳定,这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可见一斑。因此,一个更加多极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可增强稳定性。若人民币取得这个角色,那么纳入SDR对于全球货币的重要性,就如同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全球贸易的重要性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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